福建11选5近200期走势图
首頁
  檢察新聞   權威發布   通知公告   媒體聚焦   隊伍建設   檢察文化   財政資金專欄   黨建專欄
當前位置:首頁>>媒體聚焦
林敏:群體性環境侵權特征、原因及對策研究
時間:2015-05-10  作者:林敏  新聞來源:  【字號: | |

         

  一、群體性環境侵權的概念   

  近年來由大規模環境侵權引起的群體性環境維權事件時常發生,日益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社會轉型所帶來的社會個體化使一般的公眾喪失了通過組織化渠道獲得救濟的能力,而通過行政、司法等手段的個體訴求往往得不到回應與解決,人們就越來越多地選擇集體性抗爭作為主張權利的主要手段,如浙江“海寧事件”( 2 0 1 1 ) 、大連“P X 事件”( 2 0 1 1 ) 、浙江“鎮海事件”( 2 0 1 2 ) 等。   

  目前理論界并沒有對大規模環境侵權作專門的定義,但大規模環境侵權是大規模侵權的一個重要類型,張新寶認為:大規模侵權是“被侵權人人數眾多、損害后果嚴重影響重大的侵權事件,包括大規模產品責任事件、大規模環境污染致人損害事件、大規模工業事故。”而群體性環境糾紛是群體性糾紛的一種,它是指“糾紛主體一方或者雙方在多人以上特殊性社會糾紛;或者說一方或雙方在人數眾多的情況下,相互之間堅持對某個法律價值物的公然對抗。”   

  群體性環境侵權行為是指一種人數眾多,為求得同一問題解決形成的利益共同體,以一致行動尋求法律救濟,造成一定后果的環境侵權新類型。該“同一問題”通常表現為“因環境遭受污染或破壞,從而使多數居民的身體權、財產權、環境權和其他權益遭到損害的事實”;“一定后果”通常表現為加重了對受害者權利和社會效果的損害。本文中的群體性環境侵權包涵“受害者的對抗性和破壞性”和“訴求的多樣性和反復性”的特點,所以這里的“群體性”應被認為“因環境侵權形成的利益共同體,通過具有“對抗性”的一致行為導致了一定“破壞性后果”,“破壞性后果”通常是指加重了對受害者權利和社會效果的損害。   

  二、群體性環境侵權的特征   

  在法理上,環境維權抗爭應當是某一區域或群體為維護自身環境利益而發動的集體維權行為,它的背后是利益之爭,而不是權力之爭;公眾的環境權利與國家的合法性及其政治權威是相容的, 而不是相互抵觸的。一般說來,公眾的環境維權行為是以法律法規為框架和底線的克制行為, 而不是激進的有組織犯罪和泄憤行為。但是在民眾情緒激動而申訴無門的情況下,群體性環境維權行動就有走向無序的可能。環境維權群體性行動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主要特征。   

  (1)所維護的利益有法律依據   

  哈佛大學裴宜理教授在總結中國社會群體性維權抗爭的關鍵性特征時指出,“規則意識” 在中國是主導性因素。中國境內的社會抗爭總是按照國家的規則進行,參與者隨時關注國家放出的政策信號。李連江和歐博文也認為,中國的此類抗爭是“以政策為依據的抗爭”。在環境維權群體性行動過程中,參與者積極運用國家的法律和中央政策維護其利益免受污染排放企業、地方政府的侵害, 宣揚公認的正確理念和話語口號(如建設和諧社會、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關注民生等) 來支持己方的權利主張的合法性, 避免維權行動被貼上“ 非法集會” 等具有政治不當色彩的標簽。事實上, 在很多的環境事件中, 公眾的訴求基礎要么是權利遭受侵害而未獲得應有補償, 要么是某一項目沒有按照國家法律規定進行信息公開、意見征集或環境影響評價,這種情況下的權利主張具有合法的依據。   

  (2)弱組織化或無組織聚集   

  一般而言,在中國,環境維權行動的組織化程度都很低。從經驗觀察可知, 那些由民間精英號召的或者由基層自治組織(如居民社區)主導的環境維權行動, 勉強可被稱為典型的“弱組織” 型權利主張;除此之外的大部分環境維權抗爭則呈現無組織的狀態。這些無組織的維權行動大都是通過互聯網、手機等新媒介來進行地區性動員, 進而將分散的個體匯集在一個共同的權利主張周圍。這樣的分散化維權行動雖然有利于避免陷人“組織化”的政治合法性困境, 但因缺少理性的組織與策略, 很容易超出法律的界限, 甚至走向“ 烏合之眾”的情緒宣泄。正如阿爾蒙德和鮑威爾所說,“當一個社會中各種成分缺乏有組織的集體,或者無法通過現存的有組織的集團充分代表自己的利益時,一個偶然的事件或一個領袖的出現都可能促發人們積蓄的不滿, 并會以難以預料和難以控制的方式突然爆發。”   

  (3)受害者的對抗性和破壞性   

  由于合理訴求得不到解決,損失得不到補償,受害者往往組成暫時的利益共同體,采取一些激烈的行為方式尋求法律救助,例如靜坐、沖擊、游行、上訪等,結果可能造成人員傷亡或者公私財產損失。例如在“4?10”事件中,東陽市畫水鎮部分村民認為附近的“竹溪化工園區”對當地環境造成嚴重污染,在與當地政府、污染企業多次交涉無果的情況下,他們只好采用搭建竹棚、設置路障等方式,阻止企業生產運輸,迫使企業停工停產。市政府在了解情況后,組織多名公安、城管、運管以及社區干部、婦女主任等,來到東陽市畫水鎮,進行強制拆蓬、疏散、整頓。結果村民與執法人員發生重大沖突,造成 33 名執法人員和 3 名群眾受傷住院,其中 5 名執法人員傷勢嚴重,汽車被毀壞,經濟損失巨大,還造成當地學校停課。這種對抗性和破壞性是近年環境侵權案件不斷出現的新特點,其加重了對受害者權利和社會效益的損害。   

  (4)訴求的多樣性和反復性   

  首先訴求的多樣性是由受害者的復雜性決定的,受害者社會角色不同,文化素質各異,所以訴求的內容可能不同;其次,由于受害者對抗情緒的不斷加強,參與者可能變得魚龍混雜,一些并未受到損害的人們也可能參與其中,從而造成訴求的多樣性。例如“7?16”中石油大連海域污染事件中,受損失的養殖戶分批到北京上訪,要求合理賠償;在大連市海洋局拿出《“7?16”事故賠償的征求意見稿》后,又以上訪、信訪等方式集體抗議。這一結果的發生除了因為賠償方案不合理外,也與受害者的訴求多樣性有關。訴求的反復性可能是由于賠償不合理、不及時、不充分造成的。例如在“4?10”事件中,在鎮政府的協調下,村民們在 3 年內還是獲得了 38 萬元的賠償,但由于受污染的村民數量太多,分給每個村民只有幾十元錢,完全無法彌補村民的損失,所以導致訴求不斷。   

  三、環境侵權群體性行動的產生原因   

  (1)地方政府唯GDP的錯誤政績觀   

  對“增長是硬道理”、GDP 總量和增速的追求,使地方政府與企業之間極易形成“政商同盟”, 結成“權力一利益的結構之網”。特別是,在由中央政府掌握地方官員考核與晉升這一“治官權”的情況下,地方官員只有使本地經濟快速發展才能在這種“晉升錦標賽”中獲得政治發展空間。這促使地方政府的決策和行為在經濟和環境兩個層面上呈現截然相反的目標訴求: 在經濟發展方面“只有更好”,對環境保護卻要求“沒有最壞”。   

  (2)地方政府的消極處理態度   

  其次,地方政府消極回應群體性環境主張或無底線地壓制環境維權降低了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在初始階段,地方政府忽視、拖延和壓制群體性環境權利主張,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公眾對基層政府的不信任。為了引起上一級政府的注意,公眾開始選擇具有宣示性和對抗性的集體對抗策略。長期以來,就形成了“不鬧不解決、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的示范效應,固定了群體性環境權利主張所依賴的路徑。2012 年發生的什邡事件、南通事件、寧波事件,都是在政府陷入信任危機之后,當地公眾采取的群體性對抗策略,而從網絡上的聯動、宣傳等趨勢來看,這些事件具有很強的模仿性。   

  (3)表達、協商和糾紛化解機制的缺位   

  環境維權行動異化為群體性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缺少法律化的協商和利益維護機制。具體而言,其一,信息不公開阻塞了地方政府和民眾之間的協商渠道,使公眾情緒極易被各種猜疑、謠言、傳聞左右,埋下了矛盾激化的隱患。事實上,“什邡事件”和“寧波PX事件”都是由于相關的環境影響評價報告沒有及時公布甚至謊報引發的。其二, 我國《憲法》明確規定公民享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集會游行示威法》也聲稱以保障公民的上述權利為宗旨。但從后者的具體規定來看, 則是以“限制”為取向的。這樣,合理的群體性環境權利主張, 極易轉變為不合法的群體性事件。其三,權利救濟機制的相對缺位或失效亦消解了公眾借助法律手段解決糾紛的能力和機會。信訪、行政復議、訴訟等正常的糾紛解決和權利救濟機制頻頻失效, 群體性的權利主張和維權行為通常被阻截壓制, 公眾對體制內合法路徑喪失了信心, 也只能訴諸于公開的、對抗的、體制外的措施, 希冀通過制造“聲勢”獲得更上層權力機構的關注和救濟。   

  四、環境維權群體性行動的對策研究   

  (1)拓展公眾參與平臺   

  包括政府與公民的互動協商平臺及信息公開平臺。其一,建立多元主體間的協商平臺。政府與其他主體可以通過協商平臺就環境事務交換意見,達成共識。政府可以通過這個平臺說明環境治理策略的理念、目的和具體運行方式,非政府主體可以就此提出建議。這種方式可以將共識建立在利益衡量和相互妥協之上,并使環境治理決策公開化,增強政府決策的正當性。其二,信息交換平臺。這是政府信息公開的必要方式,是公眾知情權實現的重要方式,亦是公眾在環境侵害發生后維護自身權利以及積極有效地參與環境事件處理的前提。這種信息交換與公開可以提高政府在環境事務中的公信力,可以確保環境影響評價、公眾參與等關鍵環節不走過場, 進而使政府之外的治理主體從被動的信息接受者轉變為信息傳遞的節點,增強參與者的活動能力。   

  (2)將分散的個體利益主張集合化   

  不可否認,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將個人從“單位”中解放出來,使其成為具有自主意識和能力的新個體。更多的主體能夠通過自己的知識、能力和理性來保護和發展自己的利益。從法律的角度來看,個體天生是獨立自主和自我選擇的行動者,在任何不對他人構成“傷害”的領域內享有最大程度的行動自由。在群體性事件的發生機制中, 高度分化的利益沒有獲得合理的組織化也是一種內在根源。化解群體性事件的關鍵不在于抹殺公眾的環境利益訴求, 獨存企業與政府的利益, 而是應促進公眾分散的利益集合表達。要允許依法建立的環境NGO存在, 發揮環境NGO的整合作用, 提升個體參與環境治理和權利救濟的行動能力。并鼓勵相關的NGO建立一整套關于決策、動員、管理、意見集成和權利主張的程序機制。   

  (3)建立多元的糾紛解決機制   

  糾紛解決機制應當包括信訪、行政復議、訴訟和替代性機制。為了防止環境權利主張演變為群體性事件,第一,應當完善信訪制度, 既要改變現行信訪工作考核以降低信訪數量為標準的傳統做法,也要建立有效的監督監察機制。第二,要健全完善現行的行政復議制度,以維護公眾權利、化解利益沖突和行政爭議作為行政復議的基本原則,將群體性利益爭端化解在初始階段, 防止行政權力在化解糾紛的過程中超越法律的框架,從而提高行政復議制度的公信力。第三,完善群體性環境權利的法律救濟途徑,提升法院在群體性糾紛解決中的作用。這既要提升法院司法權的獨立性,賦予其更大的權力和更多的資源,增強法院應對群體桂環境權利主張的能力,也要發揮律師在群體性環境權利主張中的專業優勢,通過其與企業和政府之間專業化的溝通協商,將群體性事件發生的概率降至最低。此外更重要的是,要完善現行的代表人訴訟制度, 并進一步完善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第四,大力發展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建立專門針對群體性事件的人民調解、社區調解、司法調解、第三方仲裁、專門委員會磋商等機制。

本院概況
機構設置
工作職能
檢察長致辭
微博二維碼
微博二維碼
微信二維碼
微信二維碼
版權所有 福建省沙縣人民檢察院
技術支持:正義網 網站備案號:京ICP備10217144-1號
福建11选5近200期走势图